“我那时候不能听你的声音。”她说，“我只要听见你叫我，我就会想起那个孩子，想起你走的那天，想起我没有去机场，想起我们说要买婴儿车。然后我就起不来了。我真的起不来。承佑，我那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告诉自己，今天只要打开电脑，只要写五百字，只要不要死在床上，就算赢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林承佑的手指慢慢松了一点，却没有放开她。

        瞿蕴灵抬头看他，泪眼模糊：“我知道我很坏。我知道你发消息给我，我不回，你会怎么想。我知道你会觉得我不要你了。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办法同时活在你那里和论文那里。你一叫我，我就不是那个要毕业的瞿蕴灵了，我就又变成那个在医院里听见没胎心的女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说“女人”的时候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

        不是女孩，不是博士，不是那个讲台上软糯又克制的大陆女学者。

        只是一个失去孩子的女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林承佑看着她，心里那股积了一整年的怨恨没有立刻消失，却像被另一种更深的痛砸开了。他当然可以继续质问她。质问她为什么痛苦就可以不回应他，为什么她需要毕业，他就可以被丢在台湾一个人戒断，为什么她永远都有更大的理由，更宏大的任务，更体面的生存，而他只能在她的沉默里一点点碎掉。

        可她站在他面前，瘦成这样，哭成这样，他发现自己恨不下去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他只能更委屈地哭。“你不回我，我真的以为你不认识我了。”他哽咽着说，“你在视频里那么好。头发剪短了，衣服也很规矩，讲话那么稳。所有人都说你懂人，懂岛屿，懂台湾。我看着你，我觉得你对全世界都有话说，只有对我没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瞿蕴灵看着他，声音哑到快要断掉：“我讲两千三百万台湾人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会看到。我说话语权在台湾人手里，可我最想听的那个台湾人，已经不理我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林承佑怔住：“我没有不理你。”他几乎是本能地反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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