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女孩叫滨田央伶。十九岁。在曼谷读语言学校时，被一个伪装成模特经纪公司的团伙带走。关了八天，警察找到时人在郊区一个仓库里。”森川的语气很平缓，“身体上没有明显外伤，但精神彻底崩溃了。现在住在轻井泽的疗养院，谁也不见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尚衡隶拧开一瓶水，喝了一口。水很凉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像吞下一小块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您想让我用这个案例。”她说，不是疑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想让滨田会长明白，他女儿的遭遇不是个例。”森川的声音低下去，“如果我们早十年有真正的跨国协作机制，也许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也许什么？”尚衡隶打断她，“也许那女孩就不会受害？森川议员，您搞政治的时间比我长，应该知道‘如果’是最没用的词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久到尚衡隶以为信号断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说得对。”森川终于开口，“但正因为‘如果’没用，我们才要确保‘下一次’有用。这就是你要写的报告的意义，不是为了过去，是为了下一个可能成为滨田央伶的女孩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尚衡隶没接话。她看着窗外，东京的夜景在玻璃上反射成一片模糊的光斑。

        远处的东京塔亮着橙红色的光，像一根插在城市心脏上的温度计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初稿我会按时交。”她说，“但别对我抱太大期望。政治是妥协的艺术，而我不是艺术家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森川说，“但有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个不懂妥协的人，来提醒我们最初为什么要坐在这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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