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包早已见底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对平时不花费的我来说实是罕见──对时常跳过早餐、「呷粗饱」的nEnG草，月底时身上还有一、两张小朋友在口袋里相挺。

        并非突然心血来cHa0暴发户过头，其实是这月薪资果不其然积欠了，公司那边迟迟不肯发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户头里的数字着实令人紧张。

        此时钱包里的小朋友──他们露出天真无邪的笑脸，用小小指头抵着地球仪──并不能抵挡一下子就压上来的残酷现实。

        随着小朋友被无情分开，被兑换成梅花鹿和对着我露出慈祥笑容的孙中山，nEnG草心理的压力逐渐增加。梅花鹿接着被拆散。最後，终於只剩两、三张中山楼的支撑，和数枚蒋渭水、国父的加持──他们是最後一道防线：

        刚好够买一张车票，让我「跳上车子」早早离开「伤心的台北。」

        直至身处险境，nEnG草才发觉：火车的动力不是失恋後的心情，而是不得不逃的经济压力。

        人在台北的我正焦虑该不该跟父亲谈谈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觉得相当羞耻：一方面向他乞讨更让他看不起，另一方面对无能的自己感到不能忍受。

        尽管倔强，难敌现实情况。但庸碌劳动所获的报酬仍追不上逐年高涨的生活费，渐渐负担不起乡下人会向往的都会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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